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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变的船三代:青春的梦想如何安放

作者:全媒记者 廖琨 文章来源:中国水运报 日期:2019年03月25日

  

  ▲湖州船民使用岸电。 周雨顺 摄

  

  ▲运河上的船民。

  

  世上有三苦:驶船、打铁、磨豆腐。以船为家,以楫为马,那些曾经长年累月在长江水系里讨生活的船民,对他们我们知之甚少。

  近年来,受航运经济形势低迷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船民后代选择留在岸上,从事与水运无关的职业。而大多数仍然从事水运行业的船民也纷纷表示,不愿意让自己的后代再从事船运业,这似乎与历史上水上人家职业的代际传播不同。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三位仍然在船上或者已经转型的“船三代”,他们在奋力抓住时代机遇的同时,也在坚忍地面对着不同于父辈的艰辛与困扰。漂泊者需要亲情的慰藉,更需要一种归属感,将青春的梦想安放。

  1 留下的——

  “我相信生活会有改变的”

  3月18日凌晨3点,“金海XX”号驮着5000吨煤炭缓慢地抖转身体,在船长曹金的指挥下逐渐驶离港口。紧张地忙碌了三小时后,当曹金回到船舱时,衬衫已浸满汗水。“这次码头档期排的有点晚,装货一直持续到夜晚。晚上光线弱,怕有磕碰,盯着点更放心。”曹金解释道。

  面对记者,这位70后的船长有些局促,双手放在腿上,食指不断轻敲膝盖,挂在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显然,他不太适应这样的“关注”。“在船上时间久了,经常接触不到新鲜的人和事,不太习惯。”曹金笑着说。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每天固定7点起床,然后到驾驶台上查看水况,为了保障第一时间处理航行中遇到的紧急情况,他的房间在距驾驶台最近的地方。长江沿线一路走来数月,水上安全这根弦一直紧绷着,即使回到房间休息,他也从不敢睡沉。“一旦听到船发出异常声响,整个人都会条件反射似地跳起来,提上鞋就往驾驶台跑。”曹金说。

  “只有船靠泊后,整个人才彻底放松”,剩下的就是等待排队装货卸货。通常要在码头等待3—5天,但这个数字并不固定,曹金笑着告诉记者,他最长的时候曾经等了大半个月,“人都馊了”。

  “上了船,家里的事全都不管,也没办法管,只能是有心无力。”如今,船上的通信设备发达,但是记忆中女儿的身高,仍是如同“跳涨”一般,“一眨眼就长大了”。

  船长炼成之路不易。1995年,22岁的曹金开始跟着父辈跑船,至今已有24年。他在8000多天里,从水手、二副、大副,一步一步做到了船上的最高职位,期间更是经历过各式各样令人“难熬”的考试和培训。

  时至今日,已顺利“子承父业”的曹金仍记得刚上船时的“窘态”。“头昏脑涨,呕吐不止,连饭也吃不下,总觉得船晃得厉害。”曹金告诉记者,有一次他眼睁睁地看着旁边的船突然烧起来,“害怕是真害怕,但时间一长,胆子也就练出来了。”

  随着船舶逐渐改造升级,过了晕船关的他觉得跑船也挺好的,“就当是免费旅游”。但时间一长,也随之变成了一种折磨,小小的活动空间,不能跑不能跳,生活单调,远离亲人。曹金自嘲说,“我们其实就是‘水上农民工’。”

  而每年的冬天,都是曹金最难捱的季节,江风吹来,气温低得让人伸不出手来。“迎着漫天风雪在户外看船位、打缆绳、下锚,冻得人浑身瑟瑟发抖,江风一吹就足以让身体冻得麻木。”

  “有没有想过去岸上的生活?”记者问道。

  曹金笑着说:“除了这个我还能干什么?只要勤快,我相信生活会有改变的。”

  2 转身的——

  “关系就是生产力”

  与曹金一样,万立伟也是货真价实的“船三代”。不同的是,80后的万立伟更愿意生活在岸上。

  大专读行政管理专业的万立伟,毕业之后遭遇就业尴尬,小城市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大城市又看不上他的大专学历。毕业半年都没找到工作的他,开始试着接触家里的水运行业,只是这次他不想单纯的跑水运,而是把目光瞄向了岸上。

  “像我们这种小的水运公司,仅仅跑水运是很难盈利的,价格也谈上不去。”四年前,万立伟和两个同样希望转型的船老大开始做起了砂石供应生意。“我们在这方面其实更有优势。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船,从运输到销售,一条龙下来会节约许多成本。而且在货物供应方面,也有保障。”万立伟笑着说。

  但是起初,父亲并不同意他的这种“冒险”,“我们都没有做过这块,你知道会面临多少问题吗?”不过,在和父母的几次争吵之后,家人也渐渐开始理解他的打算。“在成为一些搅拌站的供货商之前,我们仅仅是请客送礼就花了许多钱。毕竟先前没有接触这个行业,但也不是从零开始。”他还即兴总结了一句,“关系就是生产力”。

  谁知道,刚刚做的有些起色,长江沿线开始了大规模的岸线整治以及打击非法采砂。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砂子贵如黄金,而且很难买到。”万立伟告诉记者,由于不断增加的成本,让他们不得不把更多的周转资金用于支付货款,然而收回货款的时间却很长。“现在甲方的付款方式通常是压三付一,砂子成本这么高,很多人都耗不起转行了。”

  当自筹资金已经不够周转,这时候万立伟和他的合作伙伴想到了贷款。“银行一会要这个材料,一会又要那个证明,我们东忙西跑,托人找人,加上我们行业属于限制性行业,贷款并不容易。”说到自己的贷款经历,万立伟难掩沮丧。

  现在的万立伟,白天或是积极寻找货源或是去银行跑贷款,晚上他都会通宵守着电话一边联系送货的车子,一边联系搅拌站的工作人员。“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但是决定‘转身’就做好了和它‘分手’或‘死磕’的准备。如果说当初千百个不情愿的‘子承父业’,现在我愿意相信自己选择去努力的方向是有希望的。”万立伟感触颇深。

  他说的这也许不是什么通常意义的“成功”,但却说透了不少“船三代”心底最真实的期待。

  3 离开的——

  奋斗改变生活,改不了身份

  还有一些“船三代”,完全离开了原本的生活圈,从事跟水运无关的行业。他们在“北上广”边缘踌躇挣扎,为了发展机会而选择迁徙,在迁徙中又挨受着面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我来了就没想再回去,我必须让自己在这里立足,我不想回去开船。”如今已经是汽修工程师的90后江兴强,无论是身份,还是收入都可以称得上是来城里务工的船民们“翻身”的例子。他和同在这座城市奔波的人一样,每天挤地铁、等公交、在上班的路上吃早餐。只不过,现在的他才渐渐意识到想要真正属于这个城市,并不是自己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

  江兴强的家里,从爷爷那辈儿就开始跑船。八年前高考落榜后,他就选择去北京打工。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就进城打工,对船上的陌生,对城市的向往,让江兴强这样年轻的“船三代”,不愿意再延续父辈“飘荡无根”的人生。但是需要他们存在的城市,并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居委会找你办暂住证,公司里办社保跟城里人不一样,以前只知道没钱别人看不起你,现在脱贫了还是比人家矮一头”。刚来北京时江兴强只是觉得城里人的眼神、语气会让他感觉到受歧视,然而如今他认为最大的歧视是来自制度和政策的不公平。

  做了七年的汽修,江兴强的梦想是等自己有钱了买一辆车,“即使钱攒够了也买不了。在北京买车要摇号,外地人连资格都没有”,江兴强不禁感慨。对于这些流动中的人来说,政策的巨大力量就是可以让他们的一切打算瞬间洗牌,而户口就是那个让他们或幸福或悲催的命运底牌。

  已经26岁的江兴强至今都没谈恋爱,“在北京买房我想都不敢想,现在的女孩,没房子谁会跟你啊。什么经适房、廉租房都没法申请,退一万步说,结了婚,孩子上学又是个问题”。

  即使有各种不适,江兴强却从来没有想过回去。“小时候见过父母风里来雨里去,那种日子太苦了。我自己就是留守儿童,我不想以后让我的孩子也成为留守儿童。我还年轻,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应该有一个更大更适合的平台去施展,在北京机会多,竞争相对公平,工作之余还可以去学校‘充充电’,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想让自己将来后悔。”

  常听老一辈船员说:能经得起多大的风浪,就能享受多大的阳光。无论是那些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寻求更好的生活选择离开的“江兴强们”,亦或是在彷徨中仍然选择坚守的“曹金们”,他们始终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一切的年轻,相信未来!

  ■记者手记

  青春无悔 未来可期

  一年365天,船就是家,河边是路。

  他们奔走在长江沿线的各个码头,装货、卸货、待闸、航行,日复一日,甚至淡忘了时间。这群常年在长江上奔走的船民们,他们有的是“夫妻船”,有的是“父子船”、更有甚者祖孙三代都吃住在船上。

  这无根的家,不是家,亦是家。

  “我们其实就是‘水上农民工’。”

  “船不跑就挣不到钱,开船出去跑又煎熬,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

  采访中,越来越多挣扎现实的心声被激荡,越来越多的困惑被提及,越来越多的孤寂被看到。行情不利却只能在走与不走间苦苦徘徊,为人父母却只能一次又一次看着子女的童年呼啸而过,满怀想要改变的勇气却不得不在现实的漩涡里跌跌撞撞……他们是这个信息时代的“失语者”,他们渴望被更好地倾听。

  什么才应该是生活的本来面貌?

  是你一日三餐都能与家人围桌而坐,吃上温热的饭菜?是你有足够的时间停留,看着小朋友咿呀学语,茁壮成长?是你一次次被现实狠狠地“磕”了一下,却依然不堕信心,不失希望?亦或是你从早到晚忙碌着,有信心可以撑起一个家?

  然而,吾心不安何处为家?

  欣喜的是,我在这些“船三代”的身上看到了改变。背井离乡的“他”大多是与理想有关,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坚守原地者,又常常试图奋力抓住时代机遇,无所畏惧,不失憧憬。

  小人物从来不是大时代的被动接受者,每一个小人物的期望与呐喊,终将汇成大时代的最强音。

  愿青春无悔,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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