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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广益 奏响水运强音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水运网 日期:2017年03月13日

3月5日至11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人大各代表团、政协各界别,分别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团小组会议、界别联组会议、界别小组会议等,围绕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民法总则草案等,进行了审议(查)和讨论。代表委员们结合各自调研实际和工作岗位,通过踊跃发言、积极提交议案建议提案等形式,履职尽责建睿智之言,真知灼见献务实之策。本期特对代表委员们与交通运输尤其是水路运输行业相关的意见建议摘编如下:

 

全国人大代表窦希萍:

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工作机制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交通运输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交通运输的发展目的是建设人民满意交通,发展要求是当好先行,发展路径是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国家和一些省市的“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将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作为重要任务,而做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是发展基础和前提保障。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窦希萍提出了“关于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工作机制的建议”。窦希萍认为,目前,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工作中还存在着规划编制主题不明确、规划编制技术要求不一致、与其他规划对接不充分等问题,亟待完善。

窦希萍进一步分析,由于规划编制主题不明确,导致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定位不清,与铁路、公路、航道、城市交通规划等专项规划的关系没有界定;编制主体不明,交通运输部门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报批程序不清,规划成果缺少法定地位,指导约束力不足。

她建议,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提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的法定地位,充分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明确交通运输部门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出台相关规划管理办法,规范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流程,明确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的定位、对象、内容、成果形式,规范审批程序和要求。

在窦希萍看来,规划编制技术的要求也不一致。“在规划对象、规划内容、规划技术方法等方面缺乏技术指导,造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成果不规范,编制深度参差不齐,难以做到与其他交通运输专项规划全面衔接。”她建议,进一步明确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技术要求。科学界定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与各专项交通规划、城市交通规划的关系以及各有关规划界面、衔接内容和融合衔接技术方法等。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更加关注中小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的技术指导。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工作中还存在着与其他规划对接不充分的问题。”窦希萍认为,目前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保规划等融合对接还不够充分,特别是重要运输通道、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的空间预控、战略性空间储备用地矛盾日渐凸显。“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公路与城市道路边界越来越不清晰,相互交织,规划衔接困难。”

为此,她建议进一步推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与相关规划的“多规合一”。加强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保规划的对接,提高交通运输部门参与空间规划的话语权和介入深度,消除规划冲突、促进规划协调。在“多规合一”的一张蓝图管理中强化交通设施控制线,促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何寄华等:

打通湘江下游“瓶颈”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湖南考察时,明确提出湖南具有“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一带一部)的区位优势和战略定位。

湘江作为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被誉为流金淌银的“黄金水道”。每到丰水季节,满载煤炭、矿石、进出口商品的船舶穿梭如织,为湖南省的航运经济发挥巨大作用。但近年来,随着船舶吨级增大、运量增加和进出口贸易量增速,当前的航道配套建设已越来越不能适应航运发展需要。尤其是进入枯水季节后,湘江下游水运通行阻力重重。

据了解,在国家和省市的有力支持下,2012年10月,以改善湘江通航为主,兼有保障供水和灌溉、改善环境、过江通道、发电等功能的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蓄水通航。根据规划,该工程截流蓄水后,湘江水位将抬升至26米以上,能确保1000吨级船舶全年通航。

然而,长沙枢纽的通航并未解决湘江下游船舶拥堵、搁浅问题。据调查,湘江下游枯水期长达3至4个月,航道窄、水位浅成为水上运输的“拦路虎”。随着航运经济的复苏,近年来,5000吨级的大船越来越多,运载量快速提升,使这一矛盾更加凸显。

“今年2月以来,阴湘段水位低至21.3米,有效航道宽仅90米左右,船舶吃水仅为2.6米。300多艘运送煤炭、钢材、矿石、进出口商品的船只因此停摆,延绵数公里,严重影响航运畅通,引发纠纷矛盾,形成不稳定因素。”为此,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何寄华等向大会提出了“关于打通湘江下游瓶颈 让‘黄金水道’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建议”。

建议指出,为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配合国家长江经济带和国家新区建设,长沙已联合岳阳加大申报中国湖南(长岳)自由贸易试验区。而湘江和洞庭湖作为重要的功能配套,亟待破解“黄金水道”发展瓶颈。

何寄华等16名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的建议中说,国家应加大投入力度,将湘江下游航道拓宽、疏浚等工程纳入国家计划,列为重大水利设施建设和流域治理项目,真正发挥湘江“黄金水道”通江达海的作用,助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发展。同时,他们还建议,积极开发湘阴虞公庙港区5000吨级深水码头建设,把湘阴港建设成为岳阳副港、长沙北港。

全国人大代表李令红:

将中国(浙江)自贸区试点延伸扩大至宁波

“实施自贸区战略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提升国际贸易,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转型升级能力的重要举措,宁波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完全具备开展自贸区政策先行先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为进一步统筹宁波港区与舟山港区的协同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李令红建议,支持宁波开展自由贸易港区政策先行先试,将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范围延伸扩展至宁波。

宁波地处长江经济带与大陆沿海东部海岸线的交汇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对外是浙江省、我国面向东亚、东盟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通道,对内可以通过江海陆联运,沟通长江、京杭大运河和内陆无水港,辐射长江全流域和中西部地区。

在李令红看来,宁波港口物流优势突出,对外开放特色鲜明,特殊监管区域齐全。宁波开展自贸区政策先行先试,将有效助推浙江加速融入国家战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浙江经济在国内外市场的地位,对打造具有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的港口经济圈,构建浙江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江海陆联运服务体系意义重大。

“虽然目前上海、深圳前海等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区的开放政策已有部分在全国(包括宁波)复制推广,但力度及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特色对自贸区政策的再创新再突破方面仍有待提高。”李令红建议,在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进过程中,可参照上海、天津、福建等先行省市自贸区实践经验,实行“一区多片”扩容,将自贸区试点范围延伸扩大到宁波市域。初步设想空间范围以北仑区域为主,由梅山,春晓、上阳、峙南、峙北连片区域,大榭开发区,宁波保税区,宁波出口加工区等组成,总面积132平方公里。重点发展以能源贸易、跨境电商、转口贸易、新兴服务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以集装箱为依托的进口分拨、国际配送、国际中转为主的港口物流,以港口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为主的港航服务产业集群,以及以海洋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为主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宁波具备移植自贸区‘试验田’开放成果并作进一步改革突破的‘土壤条件’,建议支持宁波开展自由贸易港区政策先行先试和改革试点。”李令红建议,支持宁波复制实施自贸区投资管理制度,减少和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重点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支持开展贸易自由化创新试点,如建立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大宗资源性商品交易平台、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开展期货保税交割等;增强港航物流服务中心功能,创新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简化船舶运输经营许可程序,允许外商设立独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复制上海自贸区的沿海捎带试点政策;支持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引进外资航运金融和保险机构,开展国际贸易结算外汇专用账户及离岸账户试点,建设离岸贸易、金融、再保险、租赁等服务贸易业务集聚区。

全国政协委员高彦明:

市场回暖不足以过分乐观 控制运力仍然是第一要务

随着包括BDI在内的多个运价指数开始走高,航运业“市场回暖”的声音开始上扬。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河北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彦明警告,航运业走出困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对眼下的回暖还远不能够掉以轻心,控制运力依然是当务之急。

他表示,航运业病入膏肓、积重难返,航运成为金融海啸以来最悲惨的行业,9年低迷,其时间之长、程度之烈、范围之广、危害之深,都是罕见的。事实证明,如果市场长期低迷,任何风控措施都是苍白无力的。

“航运如此萧条,其根本原因并不是经济放缓或衰退所致,运力灾难性过剩是祸根,是船东、矿山、钢厂、贸易商等一手造成的。”高彦明多次强调,船东是靠“运价”活着,而不是靠“货”活着。现在是历史上货最多的时候,也是运价最低的时候,使船东无法生存。因此,即使是手头有货的企业,搞船队也不免亏损。

由于运力和运价是反比关系,运力越大,运价越低。一旦市场平衡遭到破坏,船东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高彦明分析,这些年市场如此糟糕,除了船东、矿山、钢厂、贸易商有责任外,金融机构大搞船队,直接做船东也是恶化市场的重要原因。“有钱任性,其后果也一样,也难逃在痛苦中呻吟。在当前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有的金融机构还在添置新船,认为把船光租出去不失为赚钱之道,其实这是投资短视。原因一是只看到蝇头小利,且风险极大;二是金融系统以前都有大量的船舶贷款,在船满为患的今天,每增加一条船都是雪上加霜,加重市场恶化,对他们原有的船舶贷款造成冲击。这无异于捡了饭渣丢了西瓜,是自残式的发展。”

高彦明重申,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其中道理浅显又深远。大势不好,怎么折腾也不行。因此,历经9年之苦的船东应清醒看到,航运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虽然市场略有微升,但绝不足以过早乐观。欲求航运根本性好转,严格控制运力俨然是第一要务!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

强化流域协同防污治污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水污染防治和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地位,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制定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保、发改、住建、水利等部门会同有关省市建立完善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重点区域和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把“共抓大保护”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优先选择。

当前,保障饮用水源安全是重中之重。但在长江流域,尤其在中下游地区,水运航道穿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现象依然存在,水源地与各类危险源、污染源毗邻,饮用水源的安全仍存在风险。

“特别是太浦河等一些跨界、临界水源地,由于上下游资源、利益分配诉求上的差异和行政管辖权属的不同,亟待加强联防联控。”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提出了“关于强化流域协同防污治污,共保饮用水源安全的建议”。

太浦河地处太湖流域下游,汇水区涉及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干流经江苏流入上海,是上海金泽水源湖和浙江嘉善等水源地的唯一供水来源,服务周边人口超千万。流域内人口密度高,纺织、印染、化工等工业企业密集,畜禽业存栏规模超过80万头标准猪、水产养殖近36万亩,同时还是长湖申线航道的三级航道,每年过境船舶约22万艘,其中危化品船达1.5万艘。

“受生活、工业、畜禽和航运等多重影响,太浦河水环境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上游干流沿程水质显著恶化,持久性、新型有机污染物风险逐步显现,污染事故时有发生。”张全介绍,目前京杭大运河氨氮浓度高出太浦河近4倍,太浦河流经京杭运河后水质出现恶化,在部分断面氨氮等时有超标,特别是冬春枯水季,难以达到国家规定的Ⅲ类水质要求。同时,太浦河中已检出水源地80项特定项目中的28项,特定项目的检出种类和检出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针对日趋严重的水环境问题,张全建议:

一是推动太浦河“清水走廊”工程落地。建议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加快推进太湖流域综合整治太浦河后续工程,完善水资源应急调度和水质优化调度机制,以保障特枯水文年金泽水源地水质达标,有效应对突发污染事故风险。

二是做好流域水环境功能对接和标准对接。建议环境保护部充分考虑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需求,一是组织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对太浦河流域水环境功能进行统一规划,做好上下对接;二是进一步严格流域主要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使控制指标和标准限值与下游饮用水源地水质要求相衔接;三是加强省界断面监测和考核,保证联防联控取得实效。

三是严格太浦河两岸区域环境管控。建议环境保护部督促推动江苏省全面执行太浦河清水通道维护区两岸50米的生态红线保护范围,严格按照要求落实管控措施,特别是取消网箱养鱼和减少沿线畜禽养殖。

四是推动危化品全程禁运。在太浦河上海段已实施危化品禁运的基础上,建议交通运输部会同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参照《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第36条规定,在太浦河全线实施危化品禁运,减少环境污染和风险隐患。结合长江三角洲内河航运体系优化调整,制定时间表,逐步实现太浦河限航、禁航。

全国人大代表金锋:

加强深远海作业能力建设

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潜水队队长金锋在发言时呼吁,加强深海作业能力建设,提升大深度饱和潜水作业水平。

“很多精细作业

是机械手臂不能完成的”

作为一种可使潜水员直接暴露于高压环境开展水下作业的潜水方式,饱和潜水已广泛应用于失事潜艇救援、海底施工作业、水下资源勘探、海洋科学考察等军事和民用领域。“现在,饱和潜水技术仍是大深度潜水打捞的标准技术。”金锋接收中国水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几年,我国饱和潜水作业水深不断提高。作为国内首位尝试氦氧饱和潜水的潜水员,2006年,金锋潜入103.5米深的海底完成了油管更换作业。到2014年,我国成功完成了首次300米饱和潜水作业,下潜深度达到313.5米,具备了潜水员潜入300米海底的能力。2015年,北海舰队某防救支队在某海域成功完成饱和潜水系统320米饱和潜水和330.2米巡潜试验,再创国内新纪录,获取了一大批宝贵数据。

“这种出舱作业和宇航员航天出舱作业相类似,代表中国人能在外太空和300米水深处完成‘绣花’级别的精细作业,标志着在极限空间条件下我们已经拥有了尖端的潜水作业技术和能力,同时我国大深度饱和潜水作业水平也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金锋介绍说。

在“蛟龙”号已经可以深潜7000米时,发展饱和潜水还有什么意义?记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和机器相比,潜水员深海作业胜在“精细”。金锋解释道:“饱和潜水是一种适用于大深度条件下,开展长时间作业的潜水方式。对于深海搜救打捞来说,很多比较精细的作业是机械手臂不能完成的,需要潜水员出潜用双手来完成,这是需要用到饱和潜水技术。打个比方,常人承受的压力是一个大气压。如果将来我们下潜到400米、500米深度,那么潜水员就要承受40-50个大气压,比常人多40-50倍,直接暴露在水中工作,能完成深潜器内潜航员所无法完成的精细作业任务。”

“与发达国家

还有一定差距”

虽然当前我国饱和潜水的水深不断加大,但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现在可以下潜到300多米,虽然在国际上也能排上号,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要是可以达到400米、500米就更好了。”金锋感慨道。

饱和潜水技术是当今世界潜水行业尖端核心技术,深潜水作业能力强弱是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因而许多发达国家将饱和潜水技术的研发应用放在与宇航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

“我国在大深度饱和潜水技术的研发方面还需要向欧美看齐。”金锋介绍,目前,英国、美国、瑞士、挪威、日本等8个国家在饱和潜水技术研究上已经突破400米深度,法国的饱和潜水深度更是突破了500米。

“我国海洋经济迅猛发展,海上各类应急突发事件频出,我国大深度饱和潜水需要继续突破,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救捞的历史使命。”金锋语重心长地说。

据金锋介绍,目前他们的团队正在研发更大深度的饱和潜水作业任务,力争潜水员能在500米水深处完成出舱作业,“我们所有研发的东西必须要在海上能够有效实施人命、环境、财产救助,要有实际的功效,不是做做花架子。如果我们对世界说,我们能做到500米,就必须要有能力在这个深度去实施救助。”

“建立深海复杂作业

技术研发的国家队”

当前,我国一般把深远海开发建立在深远海资源探寻技术、深远海装备建造技术和深远海复杂作业技术这三大技术上。

“作为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潜水员,我觉得我国在更大深水空间的复杂作业技术实力还不强,有一些关键性的深海作业技术需要加快研发。”在金锋看来,深远海复杂作业技术还是海上其它各领域关键技术的执行者,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技术。

金锋进一步分析,就我们在海上的实践情况看,深远海复杂作业技术在四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深远海救援、深远海研究、应对重大深远海环境污染等重特大突发事件、深远海资源开发,“就拿我们现在的300米饱和潜水技术来说,已经应用到海上油气开发上,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效益。”

“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真正到了关键时刻我们难免受制于人,甚至遇到重大的技术困境。”在金锋看来,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组织和集中力量,下大力气抓紧深远海复杂作业关键技术研发和能力建设,并建立配套的深远海作业保障体系。

金锋建议,请国家相关部委支持建设深远海复杂作业技术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推动我国深远海复杂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及早建立配套的深远海作业保障机制,让研发出的技术能得到广泛高效应用。

“总之,如果国家用支持航天科技发展的力度来支持我国深远海复杂作业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就能提早拥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深度饱和潜水作业技术,实现我们的深海梦。”在总书记面前,这位从事救捞事业三十余年的资深潜水员说出了自己的“深海梦”。

孙文仲代表:

要加强对上市公司资产评估定价的顶层设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建议交通运输部和工信部要对河北加快建设数字港口、智慧港口给予政策倾斜。

罗志军代表:

建议要强化区域环境保护协作机制,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协同共治,加强大气污染治理;要加快推进长江保护立法,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许振超代表:

要注重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让年轻人相信劳动可以创造幸福生活,改革收入分配方法,增加劳动技能在分配中的比重,真正反映产业工人的价值。

刘政奎代表:

目前,海洋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有:近海海域环境污染不容乐观,海湾生态系统持续恶化;海洋环境管理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多部门管理交叉、效率低下;海洋环境监测机构能力水平难以满足海洋环境保护要求;海洋环境保护投入不足。建议:一要大力提升全社会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营造“保护海洋,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二要建立对海洋环境实施统一监管的顶层协调机制。三要加大海洋环境保护投入力度。四要加大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设。

葛乐夫代表:

建议尽快启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尽快出台交通运输执法车辆配备方案,确保交通执法顺利开展。

高德康代表:

振兴实体经济关键在于改革创新,要通过智能化升级改造,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李小敏代表:

建议部署开展新一轮太湖治理,在国家层面成立太湖流域污染防治管理工作机构,尽快启动太湖流域新一轮防洪排涝规划修编工作,加大对太湖治理政策资金支持力度。

颜开代表:

深远海洋工程装备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建议在深远海洋工程装备领域设立国家实验室,抓紧启动实施论证工作,牵引海工装备产业链的发展,拉动包括材料、智能制造、机电产品、动力能源、物联网技术等装备技术的发展。

杨省世代表:

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建议国家将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陆上经济走廊和海上合作的重要支点来建设;从国家层面加强统筹指导、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新亚欧大陆桥的整体竞争力;支持和帮助新亚欧大陆桥安全走廊国际执法合作(连云港)论坛建设,推动安全和发展齐头并进。

白力群代表:

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行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减政放权要和减人减物相结合,减少财政供养人员。

蓝绍敏代表:

要大力支持民营船舶白名单企业,多措并举更好地保护优质船舶生产能力。

魏国强代表: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不仅要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更要把良好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源。建议国家规划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特别是在南水北调沿线,为“送清水”工程建立起安全可靠的生态屏障;对已有环境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和修订,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将生态活动纳入法治轨道。

许前飞代表:

建议更加重视和支持南京江北新区的建设,帮助和支持南京港加快发展,制定专项规划。

马须伦代表:

“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民航业应不断提升通达性、便捷性,推动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建议进一步构建航线网络,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面通航;依托航空枢纽建设,推动内联外通,完善服务设施;积极稳妥实施落地签证,放宽入境免签政策。

陈戌源代表:

要扩大对外开放,将洋山港区单独列为自由贸易港区。

姚海同代表:

建议抓紧制定《长江法》,建立跨省联动机制,真正做到对长江违法排污行为监督到位、处罚到位。

李科平代表:

建议加强对远洋渔船境外权益维护保障,在我国远洋渔业公海主要作业区域的邻近国家派遣渔业参赞,专门协调处置渔业涉外纠纷;落实专门机构,常态化帮助企业做好远洋渔船无害航行或因紧急进港进入他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应对外申报工作;支持各省在远洋项目实施国家和邻近国家设立境外办事处。

李长青代表:

一是建议支持渔业企业造大船闯远洋,开发国际公海渔业资源。整合现有资源,加快推进远洋渔业海外大型基地建设;组建国家级远洋渔业科研团队,不断提升大型远洋渔船的技术水平和捕捞能力;在领事馆设立专职渔业参赞,解决海上纠纷问题。二是建议支持渔民企业耕海牧渔,加快建设海上粮仓,编制《全国海洋牧场发展规划》,制定出台国家扶持政策,纳入国家蓝色海湾示范工程,对省级以上海洋牧场免交海域使用金。

申长友代表:

建议加快东部沿海高铁建设,启动天津-东营-潍坊段高铁建设;把东营临港石化产业基地列为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

刘雅鸣代表:

鉴于我国气象灾害频发、多发、重发现状,要加强气象监测网络、预报预警信息平台建设,还要重视航道、山区等地预测能力建设,推进气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乐成代表:

建议建立南水北调调水影响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加大力度支持汉江中下游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修复;加强汉江流域水资源统一调配管理。

张泉代表:

建议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一要加快推进应急救援队伍的职业化建设。二要增强应急救援区域协同能力。

郑鄂代表:

广东省的海事、知识产权、铁路法院名称分别是广州海事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铁路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铁路法院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产生并向其报告工作,却由省财政保障,海事法院则由省人大常委会产生并向其报告工作。建议以后类似的架构设置征求地方意见,并根据直辖市和省会市情况区别对待。

陈清海代表:

要加快长江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控治理,就应当充分发挥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转移支付系数和生态保护支出标准。建议建立长江流域高层协调机构,完善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法规体系;建立跨区域联防联控体系,协同推进生态修复;建立稳定生态补偿投入机制;建立并完善生态补偿相关规范和标准。

吕华荣代表:

海洋立法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给海洋管理和执法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导致管理混乱,政出多门、行业矛盾、部门纠纷、权属之争层出不穷,各部门各行其政,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也可能损害我国经济利益,甚至影响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国防安全。建议加强协调,即在保留现有各执法队伍及职能的前提下,在国务院设立国家海上执法队伍领导小组,以协调海上执法行动,进行联合执法;将现有几大海上执法队伍统一归并至国务院现有的一个部,这个部级单位应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建立统一的海岸警备队,将现有各执法队伍合并,实行准军事化建制和管理,平战强合,平时归海洋安全部、战时归军队管理。

宋万永代表:

近年来,随着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的快速推进,库区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由于金沙江下游三大库区建设没有充分考虑航运发展,制约着沿江地区的发展。建议国家帮助扩建向家坝翻坝转运码头,将其能力提升至500万吨/年;加快向家坝电站升船机建设进度,并开展适用于3000吨级以上船舶过坝需求的通航设施可行性研究。国家帮助规划建设溪洛渡通航设施和翻坝转运系统,解决溪洛渡库区近期翻坝物资需求。国家帮助建设白鹤滩翻坝转运系统及通航设施。

王济光委员:

沿江各省市在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上还存在着“一体化”程度不高、综合立体交通互联互通不够、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产业特色不够鲜明、绿色生态循环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亟须从宏观政策协调和加强区域协作两个方面加强相向衔接。建议:坚持“一体化”发展,统筹规划建设;坚持梯度发展,提升产业关联度;创新制度安排,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打破行政隔阂,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着眼互联互通,打造综合立体交通枢纽;注重绿色发展,加快生态屏障建设。

赵晓勇委员:

长江中下游是我国丰水地区,长年背负着防洪与抗旱双重压力,存在利用洪水抗旱和合理配置区域水资源的工作难题。为此,建议保护修复湖泊,注重提升调蓄洪水、集聚雨水、涵养水源三大效能;分流南方洪水,补充北方湿地,实现南北两利;建设海绵城市,着重实践留水、净水、节水、活水四大行动;强化雨水洪水资源意识,促进以水为基础的零次产业发展。

陈志列委员:

当前我国正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但在“民参军”进程中还存在财税政策有待完善、投资政策有待改善、对民营军工企业武器装备出口的政策支持有待加强等问题。建议:一是国企和民企统一采取军品含税采购;二是国家对装备科研生产条件保障经费,应主要投资于装备总体及系统集成等顶层层面的保障建设和核心元器件及原材料等基础层面的保障建设,其他的要交给市场配置;三是加大对民营军工企业武器装备出口的政策支持。

温香彩委员:

渤海是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和自净能力差,海洋生态系统脆弱。政府对渤海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污染形势依然极为严峻。建议:一是陆海统筹,出台专门的渤海环境保护法律;二是建立完善的渤海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成立国家环渤海管理委员会,统筹环渤海区域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构建渤海水域联防联动体制;三是切实转变渤海周边产业发展和污染治理思路,规范渤海的各种开发和利用。

张洪委员:

就长江经济带重大生态修复建议:中央设立协调小组;实施“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多功能提升工程”、设立“长江上游地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配套实施“科技创新”“生态效益检测评估体系”“生态屏障构建标准化行动”以及“三峡库区消落带湿地生态治理”等建设计划;中央和上游地区省级政府增调重点对象的资金投入标准和扩大补助范围,将三峡库区库岸线100米范围的森林资源全部由国家赎买进行管理。

 

 

责任编辑:叶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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